自“启丰二号渔船”和部分船上人员，登上被日本抢占的中国领土钓鱼岛“成功保钓”后的一段时间以来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，那就是『中国赚足了“保钓”的面子，而日本则收获了全部的钓鱼岛里子』因为中国不但在国内的几个大城市中，举行了规模足以跟当年五四运动媲美的“反日、保钓”游行；更在首都北京的光天化日之下，在交通繁忙的大街上，上演了一场本质上跟当年“抗日活报剧”毫无区别、只有处于劣势地位的弱者，才会表演得出来的“拔日本国棋泄愤”秀，落下个让“亲者痛仇者快”的结果（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）。而日本不但趁机获得了正式宣布“据为己有”的突破口，开始了坚定“依（日本）法吞并钓鱼岛”的程序。如果不出现“意外（如某种形式的政治、经济、精神或肉体战争）”的话，钓鱼岛的“改换门庭（从姓‘中’改成姓‘日’）”，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了』这个结论不是情绪化的发泄，而是有文化和历史教训为根据的。
首先，领土的得失问题，永远跟权力的信心和实力有直接的关联。所以一个朝代的“开疆辟土”，总是发生在这个朝代的初起或中兴时代。而“丧权辱国”的事件，却永远伴随着“国运”的衰亡和没落（比如晚清时期的遭遇），跟“抵抗力弱的人容易受到细菌入侵、感染”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问题一旦发生，政府和人民首先要做的，就是“反求诸己”，从上到下一起，检讨一下自己身上“出了什么问题”？并再下一个“罪己诏”来改正错误。而不是像“昏君”一样，只知一味地为自己或自己的领袖“讳”，文过饰非地，非要去委过于人（甚至嫁祸于人），给一向对中国虎视眈眈的病毒般高等动物以“可乘之机”。
其次，包括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内的中国人，从上到下，始终没有弄清楚“攘外和安内”两者之间的互动和制约的辩证关系。不知道通过巧妙的安排和微调，使其进入理想的“良性循环”，创造一个永远“内安”的条件，来准备必要时立即“攘外”的可能。反而愚蠢地以实用主义态度来“急病乱投医”。平时一味热衷于抢钱、抢权、抢女人的“窝里斗”，不去创造“内安”的社会氛围。一旦遇到必须“攘外”的情况（如当前的钓鱼岛事件）时，才发现自己已经处在“内忧外患”的夹击之中、进退维谷了。
再有，中国文化中一向有“狭路相逢勇者胜”的格言，并且已经得到包括成吉思汗远征、清末国民革命、抗日战争、国共内战，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证明，“勇者”起码是取胜的必要条件之一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不久前发生在深圳和北京的“打砸汽车抢日本国旗”行为，除了可以冠以“窝里横”的封号外，是绝对跟“勇者”风牛马不相及的。
那么，拿包括台湾马英九政府在内的中国表现（尽管他们可能都有什么“难言之隐”），跟美国人怂恿支持下的日本政府，其所作所为放在一起来看，到底谁是（丛林法则标准下的）“勇者”？就一目了然了。我们不总是强调对话和“坐下来谈”吗？但是根据中国现代史的经验教训证明，无论是李鸿章坐下来跟日本人、还是蒋介石在雅尔塔坐下来跟罗斯福、丘吉尔和斯大林“对话”，甚至周恩来坐下来跟尼克松的谈判。最后都只能得出一个“自欺欺人并自取其辱”的结论。因为不要说台湾至今都不能回归“一个中国”，而且只能忍气吞声并“友好”地，看着美国公开“对台售武”，我们还好意思说自己是“勇者”吗？
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的事实是，古今中外，“保疆守土”一直是作为国家的基本职责之一。只要有问题发生（比如当年英国和阿根廷的“福克兰（马尔维纳斯）群岛领土之争”、现在的“日俄北方四岛领土之争”、“日韩独（竹）岛领土之争”等），一定要由国家出面来摆平，所谓的“游行示威”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外交战术上的宣传策略运用而已。而像现在这样直接要民众出面“保钓”，不仅理论上有“越俎代庖”之嫌，犯了孔子“名不正则言不顺、言不顺则事不成”的忌讳，更突显出政府“捉襟见肘”的尴尬。
所以如果客观而就事论事、实事求是地看，我们完全不能期望“保钓胜利”。因为中国人还根本没有走出中国文化的“迷魂阵”，至今还在因“钱多”、而在东西方大小“绑匪”面前，自我感觉良好地、继续坚持“讳疾忌医”呢。
所以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人只要不“悬崖勒马”，冷静地坐下来跟科学《新理论》“对话”。那就等着为自己所作所为的“报应”买单吧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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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/9/5 7:36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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钓鱼岛问题的冷思考之二--狭路相逢勇者胜
